看完后很想看看她的作品，但发现在国外如此有代表性的人物，大部分作品国内都没引进，除了《奇想之年》。
导语
秩序，她追求秩序。她在1977年和萨拉•戴维森的访谈里说：“我的是非观非常古板。凡事非对即错。我有次和一个心理医生吃饭，对方说我是单眼视觉，说世上不是每件事都是非对即错。好吧，那对我来说太疯狂了。”
我们知道狄迪恩从伯克利毕业后在 Vogue’杂志社工作了七年，学会了炼字。我们知道她和约翰•格列高利•邓恩长达四十年的婚姻，邓恩是她“和世界之间的中介”。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她在纪录片里这样描述他们如何走到一起：“我去了哈特福德，爱上了他的家人，决意嫁给他。然后就这么做了。”说到这里，她的神情染上异性恋难以摆脱的凝重。“我不知道什么是陷人爱河。我的世界里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记得当时清晰地渴望这种生活能持续下去。我喜欢做一对夫妇的感觉。我喜欢身边有人陪伴。他必须得是作家，否则他不会对我有任何耐心。”
她在《黄金梦里人》（“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就已写道：故事首先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和沙漠一样，她会指定风格。“我们爱特定的人和故事，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品格，而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我们内心深处某种未曾承认的东西。”
或许她向我们许诺的是，哪怕在这样一个时代，思想的整合依然是可能的。“某件事发生了——我和语言之间那种轻松的关系消失了……轻松产出文字的能力。它们对我是有意义的。”或许她让我们感受到，如果你记下事实，它们或许能留到最后，最后之后。角落里站着一个娇小而不起眼的记者。她留到了最后。
女性的焦灼
狄迪恩：昨晚有人问我既然这么内向为什么不去做精神分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说，我不想去做分析，因为如果对自己了解太多，我可能就不想写作了，而写作对我来说比在晚宴上表现得体更重要。
狄迪恩：嗯，我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个厌烦的阶段——不是说那种令人不快的厌烦，而是对他人怀有一种道德上的厌烦——对现实和一切感到厌烦，有时会觉得写作是无意义的。但你会穿过这个阶段，抵达只为自己的写作。
有时候写代码也是如此。
拜访琼·狄迪恩
戴维森：你读了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吗？ 狄迪恩：读了，写得好极了。读的时候我被它彻底折服，等我到了那里，才意识到这本书更多的是社会写实，而不是奇幻。我之前认为很奇幻的部分其实非常纪实。 戴维森：你在写这本小说时在技法上有没有什么意图？ 狄迪恩：有，我把它写在那张中美洲地图上了。“表象要像彩虹一样光滑、多变、坠落、抛弃、五光十色。”我想勾勒出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表象，它看上去是一回事，看穿之后会变色。
百年孤独是发表于 1967 年，访谈是 1977 年。
戴维森：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 狄迪恩：我从不相信解决人类问题的答案在所谓的政治中。我觉得要是真的有答案，它在人的灵魂中。我反感社会行动，因为它通常意味着社会管制，意味着干涉、规章、做别人想让我做的事。我从小接受的是西部拓荒者的道德准则。它意味着不被他人打扰，也不打扰他人。我家里人认为这是最崇高的人类行为。
是的。
狄迪恩：我表达的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信念：只要你日复一日地去写，你就会越写越好。你在工作室里写了三天，每天都不如意。但到了第四天，要是你进去了，而不是去城里或花园，你往往会取得突破。
狄迪恩：就风格而言，我认为二十岁之后读的书都不会改变你。影响始于开始写作之前。你从我的作品里绝对读不出来，但其实我在十三四五岁时受海明威影响很深。从他身上我学到怎么写句子。在一个段落里，一个短句、一个长句怎么发挥作用，什么地方用句号。每个字都得有意义。这让我为文字而激动。康拉德也一样。他的句子听起来美极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现《黑暗之心》里最关键的句子都在括号里，当时我激动坏了。我上了大学才读到亨利．詹姆斯，他让我学会接受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詹姆斯用很多从句，它们让句子拥有多种可能，从而涵盖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年轻时阅读的书会跟随你一辈子。
投身大漩涡的琼·狄迪恩
狄迪恩我觉得除非你去当地，否则不可能真正体会。比方说，我们一直在等法院审判那几个杀死四名美国修女的萨尔瓦多国民警卫军。我想说的是，在萨尔瓦多，你很难想象那几个警卫军会被绳之以法，就像在美国，你很难想象他们不被绳之以法。那里的局势非常糟糕，每当有人试图跟你解释时，他们会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框架里。他们会把它“合理化”，我的意思是，光是讲述它本身，就是在试图让它听上去是合理的。它其实无法被讲述。比如说，要是那里发生了什么，它通常会出现在大使馆的通报里。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它会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合理些。等国务院发言人把它翻译过来，它会进一步被合理化。它在抵达美国受众时已经完全变了样：它看上去很合理，但其实并非如此。
（笑）哦，天哪！唉，我烦透这种东西了—我真的特别讨厌别人说我很焦灼。我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样活泼开朗。我大笑，我微笑•••但我会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有人评论《萨尔瓦多》时说我之所以觉得萨尔瓦多的局势这么令人绝望，是因为我看任何事都感到绝望。我倒想问问他们会怎么看？他们以为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
沙龙采访
艾格斯：我刚读完《史努比》作者查尔斯•舒尔茨的一篇采访。他的身家已超过十亿美元，采访者问他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间他是否觉得自己“成功”。舒尔茨的回答是：“对，我现在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如果看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我都能买下它。”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动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的梦想是希望走进任何一家 Apple Store，看到喜欢的任何设备都能毫不犹豫的买下。
曲终人散后写下故事
格罗斯：“人生变故来得很快。就在一瞬之间。你入座就餐，然后你熟悉的生活就结束了。”以上来自琼•狄迪恩最新回忆录《[[奇想之年]]》的开场白。这本书讲述了狄迪恩在同作家的丈夫约翰•格列高利 •邓恩离世后头一年的经历。2003年12月30日晚，邓恩和狄迪恩坐下用餐时，邓恩因心脏病发作而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们刚从医院回来，他们的女儿因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正陷入昏迷。狄迪恩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她的丧偶之恸，也描述了女儿治疗过程的起起落落。在书的结尾，狄迪恩以为女儿的病情有所好转，然而就在几周前的8月末，女儿因腹部感染离世，终年三十九岁。《纽约时报》书评家角谷美智子将这本回忆录称为一本锥心之作。
被这句开场白吸引了，已加入想读清单。
狄迪恩：……不是我在写它。它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写作。这种经历和以往完全不同。它非常——我脑中所想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涌出，落在纸上，而这正是我想做的，我想保留这种强烈的情感，因为我觉得—一在读关于死亡和丧恸的资料时，我意识到没人告诉过我，它们会带来如此强烈的情绪。而我们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经历它。
格罗斯：是因为你感到愧疚吗，你觉得自己本可以采取行动把他救回来？ 狄迪恩：我觉得任何人在家人去世时都会感到愧疚，因为我 们大多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本应能掌控几乎所有事，你知道的。当然，这是幻觉，但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应该能让所爱的人活下去。
狄迪恩： 我的一切。人们总说他会帮我补全我没说完的话。他的确会这么做，这也意味着我——我非常依赖他。他站在我和世界之间。他帮我接电话，帮我补全句子。他是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
狄迪恩：嗯，我一直很习惯独处，所以这不是问题。基本上，对任何一个亲密婚姻里的人来说—他们意识到伴侣死去的瞬间，是当他们有事想告诉对方的时候。
朋友间也是如此。
非虚构的艺术 No.1
狄迪恩：它和写非虚构完全不同。你每天都得坐下来编故事。你没有笔记——有时候有，我在写《公祷书》时记了大量笔记——但笔记只能提供背景，不是小说本身。写非虚构时，笔记就是你的作品。写非虚构像刻雕塑，你把调研成果雕成成品。写小说像画画，尤其像水彩。你画了一笔就是一笔。当然，你可以重来，但最初的笔触仍会保留在作品的肌理中。
阿尔斯：你经常重写吗？ 狄迪恩：我写书时经常会把写下的句子重敲一遍。我每天都会回到第一页，重敲一遍写下的东西。这么做会把我带人它的节奏里。等我写到大概一百页，我就没法再回到第一页了，我可能会回到第五十五页，甚至第二十页。但我时不时会感到有必要回到第一页，从头来过。每天收工时，我会标记我写的页数—几页或者一页——一路标回第一页。这样一来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把它们重敲一遍。这么做能帮助我克服对白纸的恐惧。
阿尔斯：写《奇想之年》时也这样重敲过吗？ 狄迪恩：对。这个过程对这本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的很大一部分都依赖回声。我写它用了三个月，但我每晚都会标记页数。
难以想象写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每天都要把写下的内容重敲一遍，仅仅是写下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了。
《民主》其实是一本更完整的《公祷书》，二者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一个叙述者，试图理解一个众人口中的人物，重建一个故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个女人，但我必须站到远处才能讲这个故事。《公祷书》里的夏洛特是那种裙子很贵但线头脱落的人。她身上有种极端的散漫。《民主》一开始是喜剧，一本喜剧小说。我觉得它对人生的看法更平和一点。我写得很艰难。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写得再久都还是很难。
琼·狄迪恩的黄色科尔维特
狄迪恩：对这本而言，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它是关于什么，所以我没记任何有用的笔记。然后——不知怎的，我想到了“蓝夜”这个词，被它吸引，我心想这本书可以叫《蓝夜》。这听起来很离谱：你开始写一本书，仅仅因为你想到了一个让你高兴的词。 孔兹鲁：所以这本书是从标题展开的。 狄迪恩：完全如此。所以它没有线性地前进，因为它是从标题展开的。 孔兹鲁：它似乎遵循了记忆的形状。 狄迪恩：它遵循了记忆的形状。
狄迪恩：我不知道我这么写是想表达什么。我写下它，然后开始想——当然，这个想法很乏味—我们谈论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在谈论我们的恐惧，我们害怕孩子死掉，成为命运的人质。我们的孩子是人质。这句话只是从看事情的一个角度切到了另一个。
孔兹鲁：我在某处读到，《奇想之年》出版后你在全美参加了很多宣传活动，你觉得这很疗愈。 狄迪恩：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它几乎紧跟着金塔纳的去世发生。当然，活动是在她住院前很早就规划好的。但我没想过取消活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取消之后我能做什么——我是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停止为金塔纳哀恸。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你的余生还要不要过下去。去乘飞机，去生活。
孔兹鲁：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我和我的未婚妻凯蒂•北村（Katie Kitamura）在合写一部电影剧本，她也是个小说家。我们都读到你和你丈夫一起写剧本，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合作的。你们会一起写场景，还是— 狄迪恩：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写剧本的不同部分。如果他先开始写，我就跟在他后面，重写他完成的部分。如果我开始，他会来重写。
对琼·狄迪恩的一次采访
海蒂：但在写作时，读者更像是你想象出来的。 狄迪恩：嗯，它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对，我想读者确实是你的想象，因为他们并不在场，这点和剧场里的观众不同。但这种合作同样真实，我认为。 海蒂：读者为这种合作带来了什么？ 狄迪恩：和观众为演员带来的东西一样。如果没有读者，我无法想象自己写作。就像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无法想象演戏。 海蒂：二者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写作和读者这个概念。 狄迪恩：对，它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如果你没意识到读者，你就是在真空中创作。
海蒂：读你的那篇文章对我来说很有趣，因我最早看的电影就是伍迪•艾伦的作品。我父亲是狂热的伍迪•艾伦影迷，在我看来他的电影就像现实生活，因为我是从《安妮•霍尔》和《曼哈顿》里第一次看到成人生活的描绘。童年时我大概看了那些电影上百遍。所以读你的随笔时，我感觉一盏灯灭了：哦，它只是一个人对生活的艺术阐释，它不一定是—— 狄迪恩：不一定是生活的全貌。
海蒂：经历过母职和婚姻后，你还将它们视作极端和注定落空的承诺吗？ 狄迪恩：不了。我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将它们视作，嗯，它们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救赎。 海蒂：救赎你免于什么？ 狄迪恩：免于孤独，只身一人。
海蒂：你是否觉得如果你没写这本书，真相就会在你周遭悬浮，但不会完全显形？ 狄迪恩：是的。对我来说，有些事物我只能通过写作才能达成理解。
海蒂：你什么时候写作状态最好？ 狄迪恩：找到节奏的时候。 海蒂：你写作时会不会有时觉得自己在逃避写作？ 狄迪恩：当然会。每个人肯定都有写作时感觉自己在逃避写作的瞬间。 海蒂：这种逃避的本质是什么？没在思考？ 狄迪恩：没在思考，对。没在思考。
想到村上村树在《当我在谈跑步时在谈些什么》中问一个跑步名将，会不会有不想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