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是比尔·盖茨先遇到了沃兹，那么现在提起“苹果”，我们想到的可能还是一种水果。扣掉一星是因为对于自传而言太过精致了，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序章
我们远离了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管教，自行决定往哪儿走、吃什么和什么时候睡觉，自己判断要去承担哪些风险。在学校里，我们这帮人里没有一个是那种酷小孩，只有丹尼参与过一项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篮球。而他很快便退出了，只为了给我们的徒步旅行腾出时间。我是团队中最瘦小的，通常最怕冷，而且总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孱弱，但我喜欢这种体力上的挑战，还有那种独立自主的感觉。尽管当时徒步旅行在我们这一地区日益流行起来，但并没有多少青少年会单独行动，在深山密林里行走八天之久。
放在这个年代不敢想象。
如今回头看去，我能肯定，我们在这些旅行中寻求的不只是志同道合的友情及某种成就感。我们当时正处于青少年挑战自身极限、探索不同身份定位的年龄段，有时候，我们向往那些更大的、超凡的体验。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种明确的渴望，想要知道自己将会走上怎样的道路。我不确定它指向何方，但这必须是一段过程有趣且通向圆满结果的旅程。
毕业旅行是不是也同样的目的。
表面看来，徒步旅行和编程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从感受上说，它们都是探险活动。和这两拨朋友一道，我探索着新世界，前往那些甚至连大多数成年人都无法抵达的地方。和徒步一样，编程也适合我，因为它允许我定义自己似乎不受限制的成功标准，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我能跑多快或将球投多远。编写长而复杂的程序所需的逻辑思维、专注力和耐力，仿佛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徒步不一样，在这群朋友里，论编程，我是老大。
本质上是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行走的节奏有助于我思考，就像我曾习惯于思考时原地晃动身体。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的头脑完全沉浸在编写代码的难题中。我们下行到谷底后，积雪路逐渐转为一条平缓的小径，我们穿过一片古老的云杉和冷杉林，直到行至河边，搭起帐篷，吃我们的午餐肉大餐，最后睡觉。
好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考习惯。
第二天下午，在我们返回起点的途中，雨终于停了，天空放晴，我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感受到了那种永远只有在徒步旅行完成后、所有艰苦的工作都已成为过去时才会涌上心头的喜悦。
又想到了《孤独的行路者》这首诗。
老三
外祖母的信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让她成为一个极其自律的人。那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对公平、正义和为人诚信有着严格的个人准则。过好这一生意味着简朴度日，把时间和金钱奉献给他人，以及运用自己的头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外祖母从不乱发脾气，从不搬弄是非，从不评头品足，也根本不会耍花招。她往往是屋子里最聪明的那个，却总小心翼翼地让别人展现光彩。可以说，外祖母低调内敛，她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让她散发出富含禅意的淡定自若的气质。
大智慧之人。
从那一刻起，外祖母将她所有的爱和关注都倾注在我和我姐姐克里斯蒂身上，后来还有我妹妹莉比。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她始终陪伴在左右，对我们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我能捧起书本之前，外祖母就读书给我听，那几年，她为我读了一系列经典作品，比如《柳林风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夏洛的网》。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开始教我自主阅读，帮我拼读出《九只善良的狗》(The Nine Friendly Dogs)、《美好的一天》(It’s a Lovely Day)和家里其他一些书中的生词。当我们一起把那些书全都看完后，她开车带我到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东北分馆，借回更多的书。我知道，她读过很多书，似乎对一切都略知一二。
似乎每一个小朋友小时候都有书可读，家人也都支持。
关于我们的关系，我的客观结论是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大致上想要同一种社交生活和家庭生活。我认为我们都真心期望拥有亲密无间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合二为一。尽管我们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不同，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理解由此产生的问题，因为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们都喜欢讨论思想理念——保持思考和学习……；我们都想要同一种东西——可以用诚实和正当手段获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尽管我们看重成功，但我们都不认为它值得以不公平的方式打压他人来获取。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或许我们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兼顾双方的观点，展示出一个坚定的对外立场……比尔，你知道，如果你一直真心爱我，我愿意为你做这世上的一切事。
哇喔喔。
我祖父和多尔姆都是辍学者，但他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截然不同，随后的人生际遇也大相径庭。我祖父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紧紧抓着他那些刻板的规矩不放；多尔姆不执着于欠缺之物，而是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可能性。我父亲更喜欢多尔姆看待世界的方式。
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我父亲曾写道，刚入伍时，他多多少少算是个“弱鸡”，“如今，我大约找到了那种‘成为一个男人，而不再是个男孩’的感觉。如果我放弃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原谅自己；如果我扛下来了，我相信我能更自信、更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确定，这段经历会造就我。在心理层面之外，我的体格从未像现在这样健壮过”。
有时候应该让自己选择对自己不适（害怕、焦虑等）向或目标。
观景岭
日本汽车制造商以注重“持续改善”的企业精神而著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这种不断完善的哲学令日本汽车的品质逐年提升。与丰田相比，我母亲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对待节日方面肯定如此。比如说圣诞节，在我们家，它是从初秋就开始的。我母亲会阅读她前一年过节时记下的笔记，看看上一年做错了哪些事，然后就此加以改善。其中一条笔记是这样写的：“比尔（我父亲）再次对在圣诞树上撒雪表示严重怀疑——有待解决。”我确定我们再没有犯这个错误。某次，她用“圣诞改善精神”把我父亲打发到地下室，让他在那里用竖锯和胶合板加工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圣诞老人。我们叫它“圣诞大佬”，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每逢圣诞节，我们都会将它摆在大门旁。
好办法。
理性的
我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是理性的，而数学印证了这种观点。我开始明白，桥梁、纸牌游戏、人体器官或其他复杂的问题都有答案可寻，我只要动脑筋寻找答案，就有可能找到。我不能称其为觉醒时刻，我一直都是个爱想事的人，喜欢搜寻新的信息。此时，我对自己的智力越来越自信了。伴随自信而来的还有一种感觉，我认为隔在大人与我之间的智力屏障已经彻底崩塌。我父亲后来说这个变化发生得十分突然，他说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爱拌嘴，思想上咄咄逼人，不那么好相处的大人。大多数孩子都在青春期时叛逆过那么一段时间，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早进入叛逆期。那会儿，我大约9岁。
那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在图书馆里工作。我经常放弃课间休息，利用这段时间沉浸在找书和给图书上架的工作中，完全注意不到其他学生，也浑然不觉已是午餐时间。我将这视为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比如我能用多短的时间将一本书放回正确的位置。在表达感激之情这一点上，卡菲耶老师很有一套，她总是能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价值。她会说：“比尔，要是没有你这机灵的小脑瓜，我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些书。”如今，我意识到，就像所有好老师通常会做的那样，她通过给予正面反馈帮我树立了自信。但在当时，我对她的夸奖照单全收：我就是在帮助这个图书馆及这所学校，我是不可或缺的。
一度很想当图书管理员为职业。
幸运儿
这种楼上楼下的房屋布局意味着我可以躲进自己的房间，远离家中日常生活的琐碎。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在堆成一片汪洋的书本和衣物中，也就这两样能看得清方位。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我母亲对此深恶痛绝，她一度对我扔在地上的衣物一律予以没收，我需要以每件25美分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于是我开始少穿衣服。
好主意。
收笔之时，关于这个小小的特拉华州，我写了整整177页的内容。这份长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带给我的自豪感是难以言表的。我甚至为它精心制作了一个木制封套。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梦幻般的任务。在我自己的小天地里，远离其他孩子的评头品足，我可以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阅读，收集知识点，对信息进行整合。没人期待我这个班上的活宝会交上来一本大部头，我喜欢看其他孩子迷惑不解而又肃然起敬的表情，我的老师对它爱不释手。
在那个年龄来讲不可思议。
我想要成为那种日复一日致力于理解其他人无法理解之事物的人。
某种程度上计算机也是，特别在当时。
有些日子，当父亲下班回家后跟母亲打招呼时，我很害怕听见他“咚、咚、咚”的脚步声。我能听见他们交谈时的低语，母亲讲述着那天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战争，或是我在学校里出现的问题。很快，父亲就会下楼来房间找我。他有时会动手打我，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我很清楚的一点是，打我的时候，他也很受伤。我还认为他并不总是认同我母亲严格的管教之道，但在养育子女这项事业中，他们俩是合作伙伴，因此父亲总是站在母亲的那一边。通常，他都会跟我谈话。父亲无须多费口舌，就能收到效果。他的存在、他说话时谨慎的措辞和低沉的嗓音，足以让我坐直了乖乖听话。他的样子很吓人，但尽管身材高大，父亲并不是以力服人的那种人，那种压迫感更多地来自他与生俱来的理性。父亲会以一种疏离的口气说：“儿子，你母亲说你的表现很糟糕。你知道，在咱们家，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我认为你理应接受惩罚。”这表明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我最好俯首听命。我们都觉得真正适合他的法律职业是法官，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会害怕父母的某种行为模式。
通过这些谈话，我逐渐发现他是对的：我注定将赢得与我父母之间的这场假想之战。每过一年，我就会变得更独立一些。总有一日，我将自力更生。但从始至终——当下到未来——我父母都会一直爱我。这是多棒的一件事啊，赢得战争又永远都不会输掉他们的爱。无须说教，克雷西博士便帮我看清了以下事实：(1)我父母爱我；(2)我不会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3)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其实是我的盟友；(4)认为他们做错了，是个荒谬的想法。克雷西博士建议，与其浪费精力跟父母对着干，不如更多地专注于获取那些将来踏入社会时能用得上的技能。
湖滨中学
校方的教学理念是，高水平的教师有足够的自信，可以给学生留出探索的空间，即便这意味着打破常规边界。教艺术课的罗伯特·富尔格姆是一位领受过圣职的牧师，后来因其所著的畅销书《我需要知道的一切……》得享大名。在这之前的那几年里，富尔格姆老师曾花钱请裸体模特到他教授的艺术课上摆姿势，这对湖滨中学的自由放任精神不啻一种挑战。对数学部来说，这台终端机的冲击力和那些裸体模特堪可匹敌。
和学生的整体水平也有关系。
计算机强迫我去思考，我喜欢这一点。它对思维上的疏忽懈怠不留半点儿情面，它迫使我保持逻辑自洽，重视每一个细节。一个逗号或一个分号放错了地方，就无法使其正确运行。
这个循环反馈的过程是具有成瘾性的，那种每次都能改进一点儿的感觉令人欲罢不能。编写程序对我来说是件得心应手的事，因为它得益于我的逻辑思维和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它也大大地满足了我总想证明自己的需求。
是的，那时候只有功能，现在则容易沉溺于 UI 的细枝末节。
赖特老师管理计算机房时，也遵循了同样的哲学：不用登记，不会锁门，没有正式的指导。因为湖滨中学此时尚未开设计算机课。他敞开计算机房的大门，让我们来去自如，他相信在不设限的情况下，我们必然能发挥创意，找出自学之道。留着平头的赖特老师偶尔会进来打断一场争吵，或是倾听某个兴奋的学生介绍自己正在编写的简洁程序。不知是什么时候，有学生在机房门上方贴了个标语“当心弗雷德·赖特暴怒”，以此调侃他自由放任的监管风格。有些教师多次提出要对计算机房实行更严格的管控（这帮小子在那儿瞎搞什么呢），赖特老师每次都会断然拒绝。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我们这帮学生会自动填满。从一开始，计算机房就是我们的领地——类似于球队更衣室的一片小天地。那年秋天，我们几乎整天泡在那个房间里，写程序，测试失败，从头再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们的成绩一落千丈，我们的父母忧心忡忡，但我们的确在学习，而且学得很快。这是我在学校里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
只是一帮小屁孩
我的计划是把一本书放在家里，另一本放在学校。这倒不是因为把书带来带去不方便，而是想摆出一副我根本不需要在家学习的样子。我是一定会让自己跻身学术精英之列的，但我并没准备好摘下自作聪明、玩世不恭的假面具。当所有人都背着沉重的教科书、不堪重负地唉声叹气时，我却每天两手空空地回家，格外显眼。到了晚上，我会闷在自己的房间里，抱着多买的那套教科书埋头苦读。我一遍又一遍地解答二次方程，记忆拉丁语的各种变格，复习所有古希腊战争和希腊神话中的人名、日期和历史沿革。第二天到校时，我已经强化复习过所有已经学过的内容，却不会流露出半点儿用过功的迹象。我怀疑，可能根本没人留意或在乎这一点，但在我的脑海中，他们都在啧啧称奇：“不用看书！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一定真的是特聪明！”我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可见一斑。
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招。
我一直拥有那种超级专注的能力，并且当时我开始关注如何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学业上的优势。如果我真的全神贯注于某一门课，无论是事实、定理、日期、人名、某种思想理念还是别的什么，我的大脑都能自动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归入一个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的体系。这个体系带给我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我对从哪里获取事实依据、如何综合存储信息一清二楚。我能立即识别出各种模式，提出更有深度的问题。任何新出现的数据，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归入现有的框架。尽管听起来有点儿像胡扯，但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一种超能力。不过与此同时，我的各种能力还不够完善，毕竟我只有14岁，经常缺乏足够的自律，要我抵挡住诱惑，苦心孤诣地完成老师布置的历史课作业，而不是再读一本关于人猿泰山的书，有时候真的做不到。
一旦我决定放下戒备，向老师展示自己对学习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我的潜能就此释放。英语单词“education”（教育）的拉丁语词根为“educere”，意思是“带领或引导”。我在湖滨中学遇到的大多数教师都凭直觉感受到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可以用挑战我的方式来引导我更进一步。他们看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很在意证明自己是个聪明的学生，能在课堂上表达深刻的见解，理解他们布置给我的延伸阅读材料。
想到了另一本自传，书名就是《Educated》，对应中文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我会一头扎进物理老师加里·梅斯特里蒂推荐给我的每一本书中。通过我们在课堂之外的交流探讨，他知道如何将我巨大的能量导向那些可以拓宽我视野的问题。梅斯特里蒂老师抨击了那种将科学视为一堆已经验证的事实、只需死记硬背即可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审视世界的方式，它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故事，一直在挑战那些积年累月、深植人心的事实与理论。纵观历史，许多研究者之所以闻名于世，正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些被几代人在几百年中普遍接受的“事实”是错误的，并提出了更好的观点。
我在湖滨中学的老师赋予我一种不同的视角：质疑你所知道的、你信以为真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进步的。在我那个可塑性极强的年纪，这无疑是一则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信息。
反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书上是这么写的。
丹·艾罗尔特在休长假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考察了多所私立学校，他得出结论：学生在不受束缚的情况下表现得最为出色。那年秋天，他在校报上表示，他想要看到一个“没有强制性学校教育”的世界；学生应当发现自己学习的动力，一旦他们找到了，就会成功；增加没有固定排课的时间，增加选修课，增加非传统的学习方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便会培养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学生。
玩真的
当和你十分亲近的人去世时，按照社会的普遍期待，这时候你应该说，从那一刻起，你要肩负着逝者的那一份心愿活下去。你会发现，他们的个人特质引导着你继续前行。事实上，那时，对16岁的我来说，肯特已经对我的个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认识时，我才13岁，有着天生的高智商和极强的胜负欲，但除了赢得手头正在玩的游戏，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目标。肯特给了我方向，帮助我走上了那条定义我未来人生的道路。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后来的许多决定都有赖于这种驱动力。
在我这一生中，我往往会通过回避的方式来面对失去的痛苦：把它强压下去，扛过最初的悲痛阶段，然后迅速将注意力转到其他能让我全神贯注的事物上。我们这一家人从不沉湎于过去，我们总是往前看，期待前方还会有更好的东西等在那里。而且在1972年，整个社会并不像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那样，没那么关注积极处理悲痛这件事。心理咨询还没有成为常规操作，你要做的就只是让生活继续。
我和肯特的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宝贵的遗产，那就是意识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帮你变得更好。那年夏天，保罗和我铸就了一段定义我们余生的合作关系，尽管我们当时对此并无所知。合作者会将你所欠缺的东西带入这段关系，他们激励你提升自我。有了保罗这个合作者，我在应对接近自身能力极限的挑战时，感觉更自信了。有个人站在你身边，和你一道迈出冒险的第一步，会让你更大胆地迈出下一步。
一部戏和五个9
我未曾想到冒险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居然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满足感，这正是我期待在大学里得到的：一个再一次定义自己的机会。如果去了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被一群数学呆子包围着的数学呆子，这条路听起来实在有点儿窄。（正因如此，那年夏天，我推掉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面试，跑去玩弹球戏。）一页页地翻着大学选课目录，我看到了一份充满诱惑力的可能性“菜单”：纯粹数学、认知心理学、战争政治学、管理理论、高等化学，这些课程能够以各种各样全新的方式拓宽我的视野。在我填写申请文件时，我尝试给自己构建不同的人设。正如我在戏剧课上学到的，每个人设都是一种表演：一个演员，三个角色。
这个人就是 TRW 派来拯救这个棘手项目的程序员约翰·诺顿。年近不惑的约翰个子很高，留着利落的黑色短发，我后来发现他以擅长编写高质量的代码和犯过一次灾难性的错误而为人所知。约翰在快30岁时曾负责开发一款软件，它被用来控制1962年发射的“水手1号”探测器的一个关键部位。这架原计划飞往金星的探测器被载入了史册，缘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它升空后的几分钟内就不得不将其摧毁，因为地面控制人员意识到它的雷达系统不起作用。问题的源头是一个小故障，很可能是因为约翰·诺顿负责的计算机代码中漏掉了一个符号“-”。有传闻说，诺顿被这个错误折磨了很久，他剪下报纸上关于“水手1号”事故的一篇报道，整整齐齐地折好放进钱包贴身携带了好几年。
我当时的观点是，世界上的种种进步都源于个体的推动。在我的想象中，这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孤独天才——单干式的科学家，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知疲倦地辛苦耕耘，奋力向前，直至实现突破。我们在排课程序开发上取得的成功让我浅尝了那种滋味，即便在该软件交付完工几个月后，我依然能因整个项目而体会到深切的满足感。一旦被转化为计算机代码，一个数学证明就能为数百人带来福祉。从大局来看，这当然只是个小小的成就，但它满足了我对自己如何能够有所成就的想象。我想数学可能是一条路，我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大脑，去解开一道世纪数学难题，或是想出一个可以改善生活的科学解决方案？虽然这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但我还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不知天高地厚
无法在那门课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事实迫使我重新思考对自己的定位。我一直深信自己就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学生，卓尔不群的地位是一个铠甲，藏起了我的不安全感。直到那时，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才会觉得有人在我认为重要的智力活动中比我明显棋高一筹，而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如饥似渴地向他们求教学习。这次完全不同了，我意识到尽管我拥有出色的数学头脑，却欠缺那种让杰出的数学家脱颖而出的洞察力。我有天赋，但没能力呈现根本性的发现。我能看见自己10年后可能的样子：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但不足以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我不会成为另一个约翰·马瑟，不可能在触及宇宙深层奥秘的数学领域内工作。
百搭卡
一次又一次，我和保罗共进晚餐时的谈话会转移到软件问题上。软件与硬件不同，没有线路，也无须工厂。编写软件所需的只不过是脑力和时间，而这正好是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让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优势，我们甚至可以引领方向。
罗伯茨告诉我，他已经接到很多人打来的电话，宣称拥有同样的软件。他说，谁能搞出第一个实际可用的版本，谁就能拿到这笔生意。他还补充说牛郎星计算机尚未准备就绪，可能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台计算机才能运行我们开发出的任何版本的BASIC语言。几个月内，我们便会了解到，尽管在第一篇杂志报道中夸下了海口，当时的牛郎星计算机只不过是一个十分粗糙的原型机，只此一台，而且甚至并未完工。这就是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开端。我们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地奋力前行。
哈哈，虚张声势。
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时间不够。按照我们的估计，只有几周时间来完成程序并提交给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否则别人就会赶在我们前面。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我们只有两个人，一个有一份全职工作，另一个功课已经满负荷。我们尤其担心程序中“浮点运算”那一部分，它要处理非常大的数字（“某个数字的某次方”）、非常小的数字（十进制小数）和表示量的数字（比如π——3.14159）。编写代码本身并不难，难的是需要进行大量单调烦琐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搁置，这样就能赶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但我们的 BASIC 解释器的功能将会因此严重受限。不借助浮点数运算，是没办法开发出一个像样的登月游戏的。
有了保罗的模拟器和他的开发工具，这项工作进展得很快。我可以写出代码，传到PDP–10上测试，在发现问题时立即停止程序运行。然后我会试着把问题解决掉，继续推进。我把相当多的时间投入了那个奇怪的、几乎拥有魔力的反馈循环：写入—运行—修改。处于这种专注状态时，时间似乎都停止了。我会在晚饭后一屁股坐在终端机前，等到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凌晨2点。
保罗还是很 NB 的。
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人又试了一次。这一回，终端机上显示出下列字样：MEMORY SIZE?（内存大小？）保罗输入了几个BASIC命令，以此展示我们的“传世杰作”。PRINT 2+24OK 伴随着这行代码的出现，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此诞生。
堂堂正正
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拥有惊人的天赋，而且我们都为你的创造力和对每个想法孜孜以求的勤勉态度深感自豪。但请你务必坚守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一定要反躬自问，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层面审视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之所以担心，或许只是因为我感觉到诱惑是如此擅长见缝插针、乘虚而入，让我们忘乎所以，全然不知自己的总体目标正面临威胁。尽管你侥幸免受责罚，但你在哈佛大学经历的那些事依然是一个警告，提醒你在采取每一步行动时都应光明正大。我曾见过太多人毁了自己的一生，只因其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足以让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希望你保持警醒，让你的工作堂堂正正，从各个角度都无可指摘。你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我爱你。期待早日见面！
外祖母。
微–软
我还是第一次身处硅谷，“硅谷”这个名字几年前才随着仙童和英特尔这些半导体公司的迅猛发展而被人们广泛使用。此行让我获益匪浅，我见到的许多爱好者，他们都是以一种反正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牛郎星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这个整体概念的。廉价或免费的计算机正符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嬉皮士时代精神，这种个人计算机象征着大众的胜利，一直将计算权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垄断性大公司和建制派势力也因此遇到了挑战。即便一些工程师任职于洛克希德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或惠普等大型电子公司，他们对技术的热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倡导社会变革和思想自由流动的意识形态。在我见过的团体中，有一家人民计算机公司，与其说它是一家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个乐队组合，而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摇滚女歌手贾尼斯·乔普林和她的乐队老大哥和控股公司。
觉得这正是和他们的冲突所在。
受到牛郎星计算机及其使用的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启发，惠普公司的工程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购入了一个MOS 6502处理器。使用这个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微处理器，沃兹尼亚克很快就自行造出了一台计算机原型机。和许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一样，沃兹尼亚克的动力来自工程设计所带来的刺激，以及能够造出某些可以与俱乐部分享的作品的自豪感。但当他的朋友史蒂夫·乔布斯看到这台原型机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乔布斯刚刚回到美国，那之前，他在印度旅居了七个月，据其后来所述，此行的目的是寻找自我。不到一年时间，乔布斯就脱掉了橘黄色的禅修长袍，重新蓄起头发，并且说服沃兹尼亚克，其在计算机方面的爱好可以变成一桩生意。没过多久，他们就为自己创办的公司起名为苹果，并且开始销售旗下的第一款计算机——苹果Ⅰ。
我们这个团队的动态关系也并未因此改变。保罗继续对所有最新的技术新闻和数据兼容并收，然后将其处理消化为或许有益于微-软发展壮大的点子。里克的长处在于全力以赴地攻关一项任务，有条不紊地搞定每一步，直到最终大功告成。在编写代码的问题上，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是那个规划战略和前景的人，总是担心我们的动作不够快，或是工作得不够努力。自打我们在高中一起开发薪酬管理系统那时起，情况就一直如此。在湖滨中学，这种安排给保罗留出了空间，让他可以干自己喜欢且最擅长的事，剩下的就交给我。如今，在微-软的起步阶段，我们自然而然地接过了这些角色：保罗专注于技术创新，比如他开发的模拟器和工具；我专注于编写新的软件，处理绝大多数的业务往来。最近，我一直在负责与爱德华·罗伯茨的合同谈判。当我身在波士顿时，保罗曾试图让爱德华在合同上签字，但他没能做到。这种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或许是我们这个新的创业项目中保罗最不喜欢的部分。
我逐渐认识到爱德华是一个完美的创业者，也是一个对方方面面都感兴趣的博学家。他选择搁置细枝末节，只为全力追寻宏大的理念，但这种具有非凡创意的人通常都不是将创意转化为生意的最佳人选。
从其他描述看，爱德华和[[乔布斯]] 很像。
源代码
保罗和我有着完全一致的目标，那就是打造一家行业领先的个人计算机软件制造商。这个目标就像是河对岸的大奖，我们已经能窥见它的模样。但在1976年年底，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比保罗更强烈地想要成为第一个抵达那里的人，想要最快地建起那座通向对岸的卓越桥梁。
尽管规模比其他许多公司都要小，苹果公司却特别引人注目。那时，让苹果和乔布斯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经典的那种独树一帜的感觉已分外明显。在展会上，他们发布了苹果Ⅱ。优雅的米色机壳让它更像是一款精工细作的消费电子产品，而不是一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用炫酷的普列克斯玻璃标牌装饰其展位，其中就包括了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的优雅标识，其标识是专门委托一家市场营销机构设计的。苹果公司在通向活动大厅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展位，用投影仪将苹果Ⅱ的彩色图形投到巨型银幕上，以保证每个走进大厅的人都能马上看到苹果公司的标识、标语和新型计算机。“苹果的这帮家伙可是吸引了不少关注。”保罗对我说。
哈哈。
沃兹尼亚克当时是我们这个行业中很少见的那种对硬件和软件都有深刻理解的人。然而，他编写的 BASIC 有个致命的问题：它是该语言的简化版本，只能处理整数，不能进行浮点运算。这就意味着既没有小数点也没有科学记数法，而这两者都是复杂的软件程序不可或缺的。苹果公司需要一版更好的 BASIC，沃兹尼亚克也知道这一点。已经为康懋达编写过一版 6502 BASIC 的我们在为苹果另写一版这件事上有先发优势。在展会上，我宣传了一下我们的工作，强调指出获得我们的软件授权要比尝试自行编写更便宜、更快捷。我满心乐观地离开了旧金山，认为我们肯定会签下这一单。
没想到在更早之前在无意间救了微软一次。
尾声
我不是那种容易怀旧的人，但有些日子，我很想再回到13岁的时候，和这个世界——这个只要你奋力前行、不断学习、加深理解就能做出真正有益且开创性工作的地方——好好谈谈。
我在30岁出头那会儿曾经难得地度过一次假，其间看了几部[[理查德·费曼]]向大学生讲授物理学的影片。费曼对自己讨论的问题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而在讲解时又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我立时就被迷住了。我很快便读完了我能找到的费曼的所有著作，我辨识出了那种源于发现新知、探索世上谜题的喜悦，即费曼所说的“[[发现的乐趣]]”。“这是黄金，是令人振奋的宝藏，是你训练有素的思考和辛勤工作所获得的回报。”他在《[[费曼讲演录：一个平民科学家的思想]]》中如是说。
前段时间买了一整套他的作品，有时间可以看看。
但我的确知道，我父母给了我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支持和压力。他们给我的情绪成长提供了空间，也为我创造了各种各样培养社交技巧的机会。我父母没有听任我封闭内心，他们推着我走出去，通过加入棒球队、参加幼童军、与在切里奥度假的其他家庭共进晚餐的方式融入世界。此外，我父母还让我有机会经常接触到成年人，沉浸在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所使用的语言和所持有的理念之中，这满足了我对学校以外的那个世界的好奇心。即便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社交技能依然进步缓慢，迟迟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何种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加以及孩子的到来，这一切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因此变成了更好的人。我希望它能出现得早一些，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用上天赋予我的这个大脑去交换任何东西。
环境的重要性。
在我的大半生中，我一直将目光聚焦于前方，专注于未来的发展。即便是现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我都在为那些众所期盼的重大突破而努力工作，虽然它们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会实现，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实现。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多地向后看。事实证明，将那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拼在一起，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成年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让你意识到剥去年岁和学识的层层包裹，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最初的那个你。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依然是那个坐在外祖母家餐桌前、等着她发牌的8岁男孩。我仍怀揣着同样的期待，就像是一个打起十足精神的孩子，想要搞清楚眼前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