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遗忘的竞争写的太好了，值得反复阅读。
小序
然而，虽自知不免于肤浅甚至偏颇，我有时——尽管并不总是——还是会克服藏拙的本能，不惜自曝其短，写一些能力之外的文字。这是因为，身处思想激荡、变化倏忽的时代，常有如鲠在喉的窘迫。
我刚上研究生时，导师田余庆先生送给我们《尚书·洪范》里“有猷有为有守”六个字。我理解，用现代语言解释“有猷有为有守”，就是有理想、有作为、有坚守。依此而行，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中行”。然而世路艰难，中行谈何容易。《论语·子路》记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古人解释说：“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如果既能进取有为，又能守节无为，那当然是做到了“有猷有为有守”，孔子认为这是最好的，是“中行”。但如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那么只能做到勇于进取、有所作为的，与只能做到坚守底线、有所不为的，两者都同样值得肯定。进取不仅需要能力和勇气，也需要时代条件，条件不具备时，要做到守节无为其实也不容易，同样需要足够的勇气。
之前在网上常提到的守正出奇和作者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守正是坚守底线，有所不为；出奇则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在能力的范围内用于进取，有所作为。
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学系的学生和教师最怕被问到，偏偏又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有什么用”。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不过，如果问题换一个问法可能就有意义了——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述之后才成为“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历史是什么，历史有什么用。
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对所使用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就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求真”。然而求真不是美德，求真是历史的本性。没有人会说他讲述的历史不够真实，所有人在使用历史时都深信或至少宣称这个历史是真实的。这是由历史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是历史唯一的特性。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本书主题：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
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不能决定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有立场、有期望、有偏向。我们的期望也会有意义。我们期不期待下雪，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参与了促成下雪。我写道：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感动。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李礼让我在签到板上写句话，我就写了句“有所不为”。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 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比如一天记诵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遗忘的竞争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写一个名叫富内斯的普通人，因为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凡是他见过、读过、听过、感受过的，都不再忘记。用富内斯自己的话说，他一个人的记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记忆的总和。事实上这话是绝不夸张的。看一眼附近的山，我们最多记得山的形状和大致的色彩，他却记得那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树叶、每一根小草，以及山上的一切事物在每一个不同时刻的不同色彩和形态。在富内斯的记忆里，时间是绵密、连续、清晰并且可以分解到最小单位的。他最大的苦恼是处理这些记忆，过于丰富的细节使分类变得不可能，因为分类的前提是概括，概括的基础应该是此起彼伏的断裂，而不能是如此完美的连续。有了他这样的记忆力，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白马非马”这一古典逻辑辩论，甚至也无法讨论“白马”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头脑中并没有抽象的“白马”，只有巨量的、彼此相异的、具体的白马。富内斯觉得，他至死也完不成对儿时记忆的分类，更不要提别的时期了，所以他说：“我的记忆就像一个垃圾场。”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不断膨胀的垃圾场会永远相伴，直到他的生命被彻底吞噬。
富内斯的故事以极端的方式提示我们，对于生命来说，遗忘比记忆更重要，或者说，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正在于理解遗忘。
遗忘研究的一个共识就是，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
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前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意志的人群或力量。事实上，与当前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一样，“前人”也从来都是由多重利益和意志主体构成的，多个人群对于如何叙述历史必定存在彼此相异的主张，而且他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尽可能实现其主张。一些人力图遮掩的，另一些人则拼命要昭告天下；一个集团认为必须让后人长久记忆永不遗忘的，另一个集团则会尽力消除其所有痕迹以使后人完全不知其存在。因此，遗忘什么，记住什么，哪些是应该传下去的历史，哪些不应该让后人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我们今天一律视为史料的那些历史碎片，就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竞争的结果。
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这一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学官修正史的传统。官修正史的一枝独秀，恰恰映照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其他所有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在这一传统之下，众多的非官方历史叙述早已被排斥、屏蔽和遗忘了。官修正史代表王朝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判断，不符合王朝利益的往事为正史所屏蔽，因而也就为社会所遗忘。遗忘研究已经指出，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该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官修正史看起来是为了记录历史，但某些特定的重大事实被有意忽略，其结果就是读者无法获知其存在，这就是采用了在喧哗中实现遗忘的策略。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官修正史连续编纂的传统并不表明中国史学的丰富伟大，因为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使得许多重要事项很早就被成功地遗忘了。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
从遗忘的竞争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
语言不只是表意的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的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面对华夏文化价值的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的一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一代的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时就可能羞愤难当。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研究院大门入口的门匾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匾上写着“院研究汉喃”五个汉字。该院专家介绍说，这是用越南语的语法来写“汉喃研究院”。越南语的语序结构是修饰词（qualifier）在后，被修饰词（qualified）在前，语言学称这种语序为NA结构（noun+adjective），汉语的语序则是相反的AN结构（adjective+noun）。在“汉喃研究院”这一作为专名的词组中，“院”是被修饰词，“院”必须放在最前面，修饰词“汉喃研究”理应放在后面；而在“汉喃研究”这一偏正结构的词组中，“汉喃”是修饰“研究”的，“研究”才是被修饰词，“汉喃”是修饰词，所以“汉喃研究”的“研究”应该放在“汉喃”之前，而写成“研究汉喃”。因而，门匾上的“院研究汉喃”就是严格遵守越南语语法的表达方式。进一步说，由于“汉喃”、“研究”和“院”这三个词组都是越南语的汉语借词，可以视为越南语词汇，所以，“院研究汉喃”就是一个普通的越南语短语，并不是汉语，尽管用汉字来书写。只不过，熟悉汉字和习惯了汉语语序的人猛然读到此匾，难免会大惑不解。
我们知道，姓和名作为一组偏正词组，姓是修饰名的，名是被姓修饰的。因此，姓名中的姓在前还是名在前，取决于语言中的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的词序结构。因此，修饰词在前者（如汉语），姓氏理应在人名之前；修饰词在被修饰词之后者（如印欧语言），姓氏理应在人名的后面。照此规则，不同社会到底采用“姓+名”结构还是“名+姓”结构，取决于各自语言的修饰语序是AN还是NA。正是由于这个语言规则，汉语语序中被修饰的名自然就被置于作为修饰词的姓后面，形成“姓+名”顺序的姓名结构。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研究者早已指出，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是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民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
这么一说很熟悉了。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人类在20世纪已经获得了过多的经验教训。在演讲的最后，霍布斯鲍姆问道：“你们这些信奉普世概念的人类学家会怎么办？而我们历史学家，我们不仅被教导只有黑人、白人、巴斯克人、克罗地亚人可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各自的历史，还得为他们发明那种他们想要去‘理解’的历史，我们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至少，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保有怀疑的自由。”怀疑并不是目的，但怀疑是生产新的、好的历史的开端。
怀疑不是目的。
可能主要是为了规避经典民族概念所内含的道德、法律和政治风险，20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建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提法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努力，大概可以算是这一全球性趋势中的一部分。可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是接受和承认近代民族观念、概念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以为“中华民族”只是个统称，而不是一个“族”。
世上本无黄种人——读奇迈可《成为黄种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
也就是说黄种人最开始是一种贬义，但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什么负面的意义，而且黄色在古代是地位的象征，黄种人反而成了一种自称。
另外书中提到《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
因为这首歌最初的作曲人是台湾的音乐人侯德健，而且介于那个时间点，用遥远一词也正常。另外最开始翻唱这首歌的歌手李建复是王力宏的表叔。
双螺旋的低语
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与普遍接受的认识正相反，家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随便翻看一下中国的传统家谱或族谱，祖先中女性的普遍缺席，每一代权势男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单一而遥远的男性祖先的攀附，都多少反映了所谓家族的本质属性。且不说任何一个家族的任何一代都可能存在非血缘成员，即使未曾发生血缘错讹，传统家族结构也绝不是以容纳全部血亲为目标的。家族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了这个制度过滤、筛选和选择的血亲成员才可能进入家族。可是，利用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来追溯，在任何一代祖先中就只能辨认出两个祖先。理论上，在我们回溯至第20代祖先时，应用线粒体DNA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一位女性祖先，Y染色体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一位男性祖先。然而，与他们两人同时代，我们共有一百多万个祖先，这上百万人的族群、地区和语言分布，一定是天差地远的，我们怎么能仅凭其中一两个祖先的地区或族群特征，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属于什么人类群体呢？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史学家芬德利（Carter V. Findley）在《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指出，其实奥斯曼征服之后被称为Türk的人，既是征服者的后代，也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当时突厥人不过二三百万，而被征服的地区则有上千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祖先。因此，今天的土耳其人更多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讨论什么是突厥人（Türklük）议题的时候，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突厥人的[[忒修斯之船]]。
历史就是这样，历史记忆不停遗失，又不停地重建。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读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
我在这里讨论忽必烈对北魏历史的了解，或他对北魏历史的兴趣，目的是想解释他具体从北魏历史里学习了什么。他以“元”为国号，或许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释直接出自《周易》彖辞的“大哉乾元”，其灵感并不来自北魏孝文帝为拓跋皇室改姓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个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该·把阿秃儿，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把阿秃儿上谥号为神元帝。这种谥号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谥号里并无重复，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追赠的谥号。力微与其父被谥为神元帝、圣武帝，成吉思汗与其父被谥为圣武帝、神元帝，看起来似是一种巧合，但一个难以抗拒的联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从北魏史获得了灵感。
也就是说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流行较广也是官方的说法，即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另一个可能是从北魏把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姓获得灵感。
达吕耶的佩剑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不管对这把剑来历的研究最终得出怎样的结论，激动着研究者和读者的，是由研究结论开始的历史想象。虽然任何研究都无法复原让·达吕耶获得他的佩剑的历史，但研究者和读者的想象似乎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甚至可以说，正是空间巨大的想象赋予了这一缺憾特有的文化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节，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丰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
社会等待的结论，不能是这种理所当然的说法，而必须是可以点燃想象烈焰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间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 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