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

看见现在媒体上关于他的那些新闻，想起他的笑容，我就特别特别难过。
除了内行，一般观众都不大喜欢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药，可至少大家还会带着刻板的印象，觉得他是「我们台湾人的导演」。
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或「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
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
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它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
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
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它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